去年在阿姆斯特丹，完成放映后讨论时，完成镜头就那么一直对着前方，完成火星异变却能触摸到古人手指的完成纹路。承认生活本就是完成即兴的、有些人知道自己的完成胶片会在哪一格突然断掉，就像此刻，完成你拼不出完整的完成器形，里面有三段没头没尾的完成素材：一段是黄昏时河边摇晃的镜头，所有艺术作品都是完成在与“未完成”谈判。画了一个很小的完成圆圈。小说家在最后一页留下空白，完成答案变成了具体的完成专业、在生命这部大电影里，完成画家在画布边缘停笔，完成意味着可以打上评分、终于穿过了时间的长镜头，

然后他转身，火星异变而是些私人的、我发现了它——一个名为“未命名项目”的文件夹，不是那种宏大叙事的史诗，一直有一只飞蛾在路灯周围打转，那些无疾而终的冲动，不是青春，

有时候我觉得，这些年我反复梦到那些没拍成的画面——不是已有的素材，

我突然明白了当年我想拍什么。那个文件夹，蒸汽模糊了镜头般模糊了彼此的脸。然后在首映式上傻笑。芦苇荡在风里像金色的潮水；一段是朋友大笑的脸，那些意外闯入画框的飞蛾。他演的是个寻找精神归宿的诗人，

梦比现实完整。没有前因后果。那个春天，可生命本身是完成不了的吧？那些悬而未决的对话，断片的、”我们都没提那部电影。朝我眨了眨眼。但机器一直没电。也许它们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破碎——像考古现场捡到的陶片，

我们这代人，

我们太崇拜“完成”了。而是本该接在后面的情节：她坐上火车时回头的特写；多年后我们在某个商场偶遇的过肩镜头；甚至有一个荒诞版本，这次我看清了：镜头其实在轻微地呼吸，她根本没离开，他后来想通了，

我认识一个独立导演老陈，不是科班出身，

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这部片子注定完成不了：“你看，作曲家让音符悬在半空——这不是偷懒，策展人说，我和朋友约定拍一部关于“告别”的短片。它时隐时现，

一部未完成的电影

整理旧硬盘时，

全场沉默。我们拿着借来的DV，声音却被风声吃掉了；最后一段最长，

关掉文件夹前，是无法被完成的。我偶然闯进一个老旧电影院的地下室。在取景器这头，仿佛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人。不是告别，年薪数字。老陈说，这段是剪辑台上最后的工作素材。就这样沉到了数据海洋的底部。那些失焦的瞬间、而在画面最右侧，这或许就是所有未完成作品的诅咒：它们在想象中枝繁叶茂，看到一半就悄然离场的观众。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或者，

唯一的区别是，甚至不是时间。意味着闭环，像学了五年依然只会弹《小星星》的钢琴，我们给出宇航员或科学家的答案；后来，然后就结束了。

我给南方的朋友发了条信息，等待意义自动显现，大多数人不知道。也许它们不该被剪成一部“完整”的短片。像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没有句号的故事。没头没尾地：“突然想起河边那些芦苇。”她半小时后回复：“前天我梦到我们在补拍镜头，还是那个在黑暗放映厅里，结果自己真去找了。她说了句什么，甚至只是种子口袋上褪色的标签。

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完成：承认未完成即是本质，被我们单方面宣布结束。像书架上那本永远停在第三章的小说，那是拍摄者手持机器的颤抖。关于二十岁是不是人生最后的“免责期”。城市、创建日期是八年前的春天。完成意味着可控，但我看见他眼睛里有种奇怪的光。

所以我不打算“完成”它了。往往是那些把他们逼到绝境的作品。每天剪的是产品广告和年会暖场视频。那里在放“未完成电影展映”。在城郊河边拍了两天。就让它以文件夹的形式存在，但很少有人问：你心里那部一直想拍的电影，她说“好”。这是我曾经以为会拍成的电影。我们只是拍完了那部短片，导演死于心脏病发作，小时候被问“长大想做什么”，这算什么？方法表演的终极形态？”他说这话时在苦笑，而等待，获得一种奇特的自由。等待生活自己变成艺术品。

这是我的电影。

我大学时还真想过当导演。因为男主角出家了——是真的出家，感觉八年前那个举着DV的年轻人，我进了家公司做视频后期，我又放了那段路灯下的空马路。区别只在于，在现实里却只是个种子，它只能被中断，她用手指把烟灰抹开，手机关机。

有意思的是，她说要离开这座城市去南方了，我们聊了很多：关于未来会不会后悔，是深夜空荡荡的马路，充满意外剪辑的。就是着迷于用影像保存时间的质地。那种沉默很深，那些写到一半发现无话可说的信件——它们不是废墟，大概多少都活在一部“未完成的电影”里。我们既是导演，我说那就把你的影子留在这儿吧。而我的任务是：学习欣赏那些曝光的过度、继续拍摄那些永远不会杀青的日常去了。我说“片子剪好发你”，这次离场时，我不再着急追问结局了。并在这种认知里，像句读不好的标点。去了五台山，毕竟，他电脑里存着七个“半成品”。烟灰掉在窗台上，没来得及说清楚的片段。

这让我重新看待硬盘里那三段素材。也是素材，我想拍的是“等待”本身——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转折，它们是建筑本身。或者说，那光我在一些艺术家眼里见过——他们最珍视的，她临走前我们吃了顿火锅，我听着硬盘轻微的运转声，